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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4期

     △一个不起眼的晾衣架,凭什么一年卖出10个亿?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中美贸易前景预判

领导干部要警惕哪七种错误心理△“思秋经济”前景广阔


探索“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领导干部如何厘清公私关系


△以中华孝文化服务市场经济发


 

一个不起眼的晾衣架,凭什么一年卖出10个亿?

说过很多个不起眼的小生意,却做成了行业的独角兽,今天再来说个晾衣架的案例。

 

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晾衣架,在这么细分的领域里,居然能做出一家隐形独角兽、年营收10亿的公司,而且,这公司居然刚刚还在A股上市了。

 

这个隐形独角兽就是好太太,主营晾衣架,没错,就是你家阳台上常用的那种。

 

你能想到的各种晾衣架,手摇、智能、落地、外飘……他们都做。12月1日,好太太在上交所上市敲钟,截止今天,已经连续刷出5个涨停板。

 

这,是A股第一只“衣架股”。

晾衣架,这玩意给你第一印象是啥?

我估计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这玩意,能赚钱吗?”可是,不仅能赚钱,而且毛利还有40%,不仅如此,而且一年营收还能做到10个亿。

 

直接上数据:

2014-2016年,它营收5.94亿、6.88亿、8.08亿,扣非净利润为1.03亿、1.29亿、1.38亿;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56亿、1.64亿、1.42亿,毛利率为37.47%、39.82%、40.25%。

 

不仅业绩连年增长,而且毛利稳步提升,应收账款占营收比重不到1%,细分领域产业链上话语权极其强势,堪称晾衣架行业里的茅台。

 

可是,让人尴尬的是,比起现在的各种新兴概念,晾衣架这个行业实在是太传统、太细分、太不起眼,甚至根本没有券商研报覆盖过,如果你想查询行业数据,你会发现:根本找不到!

 

这都还不算什么,更关键的是,它背后的掌舵者也是个奇人——这,已经是他做上市的第二家公司!

 

好太太的实控人,名叫沈汉标,典型的70后,1972年生,广东揭阳人,相当低调,不显山不露水,极少在媒体上露面。

 

他和他的妻子王妙玉,做出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名叫好莱客,2015年2月17日上市,主营整体衣柜。

此外,据媒体报道,除了旗下这两家上市公司,这对夫妻,还实际控制有广州定家网络、汉银投资控股、粤商创投、粤之商投资、中创兴资管近20家公司,保守估计总身家将超过170亿。

 

这个“70后”上市专业户,两家上市公司,一个做衣架,一个做衣柜,都是传统行业、都是极其细分的生意,但同样都把一个产品做深、做透、做到极致,从而实现A股IPO。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两家公司的经营都极其保守,从不对外借钱。

 

没错,一分钱借款都没有,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都没有。

 

你不得不感慨:这年头,这样的经营思路,真的是不多见了。

 

晾衣架生意

营收八亿,净利一亿

 

衣架,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种家具,自周朝开始实行礼制,出现了专门用来悬挂衣物的架子。

 

春秋时期,横架的木杆,用以挂衣曰“桁”,又叫“木施”。

 

两千多年后的1947年,企业家和发明家Walter Steiner发明了晾衣架“Stewi”。

 

这种晾衣架是一个能够折叠并旋转的支架,支架由60米的晾衣绳组成,当时极为畅销。

 

从此,一个产业真正诞生。

 

好太太,主营晾衣架,这个业务占其总收入95%以上,它的晾衣架产品可分手摇、智能、落地、外飘四个系列。

 

经过人类社会2000多年的发展,晾衣架已经从最早的一根木头杆子,进化成了这样:

2014年-2017上半年年,就靠卖晾衣架这个业务,它营收5.94、6.88、8.08、4.7亿,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03、1.29、1.38、6186.14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56、1.64、1.42亿、1.14亿。

 

注意这个数据,业绩增长很稳,现金流也很健康。A股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能做出这样利润稳定增长、且毛利稳定增长的公司,并不是太多。

 

因季节性因素,上半年的业绩通常占总收入比例不到40%,所以不出意外,我们估计,2017年,它的营收规模很可能突破10亿。

 

它主要采用经销商、电商种销售模式。以区域经销为主,直营为辅,近年来开始大力拓展电商渠道。

 

截至2017年6月30日,好太太拥有经销商超410家,经销商专卖店1448家,电商商铺8家。

 

别看是不起眼的小生意,一旦做到极致,也能拥有极强的话语权:

 

经销商模式下,它对经销商的店面选址、装修、销售人员等都有严格要求,与经销商的合作方式为“先款后货”,先预付货款才交付货物,交付后所有风险由经销商承担,几乎不允许退货换货。

 

2014年-2017上半年,退换货金额只有28.92万、16.86万、0.39万、0.06万。

 

此外,2014-2016年,它的毛利率为37.33%、39.95%、40.34%,还在稳步提升。

 

“去杠杆”先进个人

 

手握两家上市公司,不借一分款

上下游强势

 

好太太,是沈汉标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好莱客、好太太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拆开,仔细对比他们的经营模式,会有不同的发现。

 

一是借款。

通览两家公司的财报,有一处地方相当有意思——没有借款。

 

没错,一分钱借款都没有,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都没有。好莱客年营收14亿,净利润2.5亿,没有借款。好太太2016年营收8.08亿,净利润1.38亿,也没有借款。

 

纵览A股2189家制造业企业中,仅有222家公司,在近3年内不存在借款。其中一些公司的身影你可能比较熟悉,比如五粮液、海天味业、泸州老窖、涪陵榨菜。

 

沈汉标不找银行贷款,底气是什么?答案是彪悍的经营性现金流。

 

报告期内,好太太、好莱客的经营性现金流均高于扣非净利润。

 

二是应收账款。

 

2014年-2017年上半年,好太太的应收账款为295.3万、301.23万、612.53万、306.48万,占收入的比例为0.53%、0.47%、0.82%、0.72%。

 

注意这个数据,应收账款占营收比例连1%都不到,并且账款周转率达到200次左右。

A股3450多家上市公司中,这个比例在1%以下的,只有265家。

 

无独有偶,沈汉标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好莱客,这个比例也极低。

 

2014年,好莱客应收账款为737.37万、896.54万、1029.47万,占收入的比例为0.78%、0.83%、0.7%。

 

三、毛利率。

2014-2016年,好太太的毛利率为37.47%、39.82%、40.25%;好莱客的毛利率为37.35%、38.17%、39.98%。

 

两家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均不断提升,维持在40%一线。

 

数据自己会说话,我们翻译下:

 

沈汉标经营策略以稳为重,属于风险厌恶型,从不举债经营;奉行“现金为王”的经营策略,盈利质量很高;产业链话语权强势,由于下游客户分散,也极少有客户欠款。

 

家居行业消费升级浪潮

沈汉标的选择

中国现代晾衣架行业诞生二十多年,但因太过平凡,资本市场从来都无人问津。

 

A股中一家专门做这个的上市公司都没有,也没有券商专门研究过这个行业,保荐机构写招股书的时候,甚至都很尴尬的找不到行研数据。

 

于是,招股书中就出现了奇葩一幕:无行业数据,无可比公司。

可是,站在消费升级的风口上,这个行业其实增长很厉害。

 

晾衣架行业属于家居行业。这个领域,人们耳熟能详的索菲亚、欧派家居,近年来增长都十分迅猛。

 

所谓消费升级,其实是个很虚幻的词,在家居行业,消费升级的属性,其实无非就是两个词:功能性、美观度。

 

这个行业的毛利高低,都和这两个属性相关。

 

以衣柜行业为例,好莱客,近三年业绩增长迅猛,凭借的就是美观度。

 

而晾衣架行业,则完全不同:消费者对晾衣架的“功能性”要求,比“美观度”高很多。

 

这次好太太IPO,作为行业内的绝对龙头,其IPO募资投向,是研发智能家居。注意这个投向,看样子也是要把功能性做到极致。

 

一个在美观度上做到极致,一个在功能性上做到极致。

如果把企业经营比作一个江湖,那么沈汉标的武功招数,都是小生意,在当下显得比较另类,但是,毕竟中国13亿人,任何一个领域做到极致,都有广阔市场。

 

如果你是投资人,以后千万不要鄙视传统生意、小生意;

 

如果你是创业者,也别以为每天言必谈“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就很牛逼,把自己力所能及、擅长的领域做好,就是最好的生意。

(摘自来源:并购优塾(ID:moneyC2C))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措施,更大释放创新活力;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改革科研管理方式。凡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已有的项目申报材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供。减少各类检查、评估、审计,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项目一般不作过程检查。将财务和技术验收合并为项目期末一次性综合评价。允许科研人员通过购买财会等专业服务,从繁琐杂务中解放出来。二是充分相信科研人员,尊重人才,赋予他们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可特事特办、不搞招投标。科研人员在研究方向和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可自主调整技术路线。项目直接费用除设备费外,其他费用调剂权下放项目承担单位。三是对承担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加大薪酬激励,对全时全职的团队负责人及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年薪制,相应增加当年绩效工资总量。四是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和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严惩弄虚作假。五是围绕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简化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实行差别化经费保障、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开展“绿色通道”试点,加快形成经验向全国推广。


  会议指出,稳就业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大的民生。当前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持续增长、失业率保持低位,但也面临挑战和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各地区各部门要稳不忘忧,多措并举完成全年就业任务。一要加强就业形势特别是重点地区和群体就业状况监测,做好有针对性的预案。二要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稳就业。三要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依托打造“双创”升级版,拓展更多新业态和服务业就业岗位,出台支持灵活就业措施,使市场主体数量更多、活力更强。四要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下岗转岗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按实名制将就业服务落实到人,加大就业培训和政策帮扶。做好农民工就业服务。会议要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推动形成各方共促就业的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摘自中国政府网 2018-07-04 18:3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是培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存在重物质遗产、轻非物质遗产,重经济价值、轻精神价值等倾向,迫切需要各地创新思路、完善机制,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和利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大拆大建、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过度开发等问题仍比较普遍。进入新时代,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保护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强化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理念,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要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保护、改善、利用、发展统一的保护利用新模式,通过试点示范,探索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强化保护的新路径。要坚持规划先行,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为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要坚持最小干预,重视遗产展示利用提升和整体环境优化,保护好名城名镇的格局、肌理、风貌,使各类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在科学标准的指导下达到“原真性保护”。


建立健全历史城区的有机更新和民生改善机制,各级政府财政可以共同投入来引导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保护更新。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保护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的管理模式,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约束措施,遏制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冲动,引导建立长效的保护机制。


据住建部资料统计,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公布13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已分6批公布了25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即将公布第7批约6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建立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者为负责人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领导机构,确立名城保护优先的发展导向和评价体系,把保护优先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和地方政府工作评价体系。


加强整体性保护,见物更要见人

建筑物可以修复,但建筑物里的人文精神、人文生态很难复制,“人”和“人的生活”才是装在名城名镇众多特色建筑中的灵魂。当前“原居民完全迁出型”模式在全国仍属突出问题,失去原居民的名城名镇成为物质性的“躯壳”,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宝贵的“乡愁”价值难以保护和传承。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需在“保得住、护得紧”的基础上,确立“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重要理念,构建全方位的复合保护系统,在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时,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孕育发展的人文环境,尊重当地居民保护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规定或约定原住民在名城名镇中所居住比例,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址居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不得以保护利用为由强制将原住居民整体迁出,留住原住民和他们的部分生活方式,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原有形态、生活方式的延续传承,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实现“既有本身的业态,又有原住民生活”,实现“人”与城镇的融合共生。


原住民是文化传承和名城名镇保护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其保护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名城名镇的开发、保护、经营活动中来,把名城名镇交还给原住民,让原住民有权利、有条件享受现代生活,及时分享发展红利,实现原住民与城镇的融合共生,让文化传承具有真实性和持续性。


3月1日,《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苏州市古城墙保护条例》《苏州市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办法》正式施行,与此前已经出台的《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一起,共同形成了古城、古城墙、古镇、古村全涵盖的立体保护网。《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共49条,涉及重点保护历史城区、齐抓共管管理机制、规定保护内容和要求等诸多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在管理层面上,还存在着忽视文化遗产整体性、忽视活态性保护、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约束指导等问题。与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较好的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保护立法至少晚了半个世纪,且法律体系、配套政策不健全,严重制约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整体性保护。


要完善配套法规制度,形成完整严密的名城管理法规体系,尽快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提上日程,同时加快《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修订,以此形成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以提升立法层级和法律约束力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整体性保护。特别是在立法、修法过程中重点研究新形势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做好名城名镇名村的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不要再以破坏遗产为代价换取新一轮政绩。


各地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对各自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做出修改,在有关申报条件、申报材料、保护规划编制等内容中,参照有关法律法规,增加保护原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抓紧编制老城整体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强城市设计和风貌管控,制定历史文化街区导则,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纳入城市体检,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让人们留得住记忆,记得住乡愁。

(资料来源: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

 

领导干部要警惕哪七种错误心理

    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也要看到,腐败因子还在滋生并未绝迹,甚至有个别领导干部“甘于被围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意识这个内在因素出了问题。

如果领导干部的初心和公仆意识趋于淡薄,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倾向逐渐占领了他们的思想高地,意志不断受到蚕食、心理防线不断放松直至完全失守,就会形成以下7种极易导致腐败的错误心理,值得警惕!


1、享乐心理

在当下商业环境活跃开放的时代,“收入—消费”成为被商业环境塑造出来的个体生活方式。有充分的能力投身于消费活动,被标榜为“自我成就”“自我实现”乃至

“个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某些领导干部为了填补一己私欲,用公款开豪车、住别墅,生活奢靡。近年来在对贪腐案件的查处中,一些落马官员腐败行为的次数极少是只有一次的,往往是屡犯多次,这表明贪图享乐的欲望像是无底洞,欲壑难填的心理倾向会诱发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2、异化心理

    经济学上用“寻租”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导致非生产性利益的产生。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也是“稀缺资源”,它会吸引各方资本热切追逐,以谋求公权力为自身资本的增殖提供便利。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却产生了自我膨胀心理,这种心理与权力的异化有关。


    一些领导干部身居高位、掌握权力的时间久了,就把资本对公权力的追逐当成了对个人的追捧,违背了公权力的本质,使权力发生异化。在这种异化心理的作用下,他们把“权由民所赋”抛在脑后,罔顾公仆意识,不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和使用权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待权力的错位心理。


3、失衡心理

    有些领导干部在位时本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但当与他人的对比中可能会产生失衡心理,认为自己身居高位,得到的物质财富却比身处机关之外的人少,由此滋生出一种被“剥夺”的感受,这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相对剥夺感”。出现相对剥夺感的官员没有把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作贡献看作人民公仆的荣誉和职责,反而因此产生埋怨、不满的心理。


4、投机心理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一些官员明知贪腐的严重后果却仍然顶风作案,很大程度都归因于其潜意识中的投机侥幸心理。投机侥幸心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腐败成本的算计。腐败的成本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是腐败的检举揭发风险,二是腐败的道德损失风险。当腐败分子自认为能将这两方面成本降到最低时,腐败就极有可能发生。某些领导干部的投机侥幸心理占了上风,认为腐败的检举难度大,揭发力度小,就一再纵容自己的腐败行为。


5、服从心理

    在体系严密的科层制中,拥有权威的上级往往可以对下级官员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上级的作风和作为对下级官员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某些地方出现的情节恶劣的“塌方式腐败”就是服从心理的良好诠释。甚至,在一些政治生态相对较差的地方或单位,下级官员易于产生一种群体趋同心态,他们将腐败行为的产生视为行政系统的常态,或是融入群体的必要手段,从而忘却了法律的威严和党纪党规的严肃,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趋同腐败态势。


6、责任扩散心理

   “责任扩散”是指当发生某些大规模群体事件时,其他人的在场会分担每个个体的责任,使个体产生“罪不在己”的责任不明确心理。简而言之就是“法不责众”。

    某些领导干部在周围有腐败行为发生时,更易发生腐败,他们认为不只是自己一人腐败,当东窗事发之时,法律无法将每一个干部都量刑定罪,这些领导干部就通过这种心理暗示来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


7、放松心理

    出现这种心理的根源在于对党纪法规缺乏明确的认知,不清楚自己的行为边界。有些领导干部在一开始还能做到规规矩矩、谨言慎行,但遇到偶然机会收受小恩小惠却未被揭发时,便认为这些小节不属于贪污腐败的范围,或者认为这些“零碎钱”是自己应得的辛苦费,从而放松警惕。时间越长,“零碎钱”越敛越多,这些领导干部的心理接受能力就越大,心理防线反之越来越往后溃退,久之便不知不觉深陷于腐败的泥淖之中。

总之,“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干部群体廉洁从政要恪守“一念之诚”,即保持当初入党的初心,不以追求个人名利作为从政的内在驱动力。同时要保持“一念之纯”,即在成长为党政干部后,时刻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认真负责态度与纯正感情。惟其如此,才能从心理上筑起反腐的第一道高墙,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滋生


(来源:基层网2018年第5期时间:2018-09-28 )

 

探索“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新模式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发展“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还存在着个别基层政府管理不到位、生态意识淡薄、服务水平不高、旅游项目无特色等问题。对此,应发挥政府职能,强化管理意识;科学开发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素养;挖掘和凸显地域特色,提升旅游业发展空间。

 

【关键词】精准扶贫 乡村经济 乡村生态旅游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中“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尤为亮眼。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是指依托农村丰富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底蕴,通过对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将农村生态农业、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这种集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为一体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在助力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下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基层政府缺乏认识,管理不到位。部分乡镇政府未能意识到乡村中丰富的生态自然和文化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点,未能够转变发展理念,创新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路。即使有部分乡镇政府认识到这一新型乡村发展模式,但是不能够及时地转变职能,提升其服务和管理水平,为农业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致使乡村旅游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二是资源开发粗放,生态平衡意识淡薄。受一些地区农业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带来的影响,部分乡村不能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一味地模仿,盲目地开发本地区的生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不仅使土地、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受破坏,而且使一些原汁原味的优秀文化遗产过于商业化失去了文化基因,反而未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

 

三是服务理念不明确,服务水平不高。从目前来看,从事乡村旅游行业的人员基本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自身综合素养不高,再加上当地的旅游管理部门不能够制定详尽的岗位培训计划,对他们的服务意识、岗位操守、服务技能、管理水平等方面缺乏岗前培训,致使旅游发展过程中粗暴对待游客、不能够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及服务质量下降等事件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地旅游行业形象,阻碍了乡村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旅游项目缺乏特色,发展空间有限。部分乡村过分追求商业效益,不考虑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充分挖掘和利用特色资源进行旅游项目开发和建设,对一些成功的乡村旅游项目盲目模仿,致使一些乡村的旅游项目大同小异,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这对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极为不利。

 

助力我国乡村经济振兴的旅游发展新思路

 

发挥政府职能,强化管理意识。首先,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根据当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规划,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政策,同时,利用当地宣传平台加大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宣传力度,对当地旅游行业发展进行鼓励、引导和管理。其次,对于富有特色和可持续开发的旅游项目,政府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扶持,如开设专项旅游扶持资金账户,对于资金实行专用专管;选派一些旅游行业工作经验突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乡村旅游项目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对于一些物资资源紧缺的旅游项目,政府要调配各方力量大力给予物资支援。最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当地干部积极推进旅游项目的管理,明确监管职责,细化监管范围,坚持监管要落实到人到事、谁出问题谁负责的原则,确保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有序发展。

 

科学开发资源,优化资源配置。首先,在资源环境开发上,要以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为依托,充分考虑当地农业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可行性,综合衡量利与弊,科学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其次,在项目的规划设计上,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既考虑当前利益又考虑长远利益,在不破坏本地区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发掘当地资源优势,优化资源配置,进行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和谐的旅游产业;最后,基础设施建设切勿忽视旅游发展的主导方向,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围绕着旅游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推进,使其为旅游产业发展增加附加值。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素养。首先,当地管理部门要制定和完善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制度、岗位操守和责任等,从制度上约束和规范旅游从业人员的言行;其次,要制定系统化的岗位培训计划,邀请旅游行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技能人员等定期或者不定期进全员培训或专项培训,培训内容要注重专业培训和综合素养培训相结合,以便提升全员的综合素养,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在岗位中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一流的服务体验,扩大当地旅游行业的对外影响力和竞争力;最后,注重建立旅游行业绩效考核机制,建立一支综合能力强、素养高的考核队伍,对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一旦发现有严重破坏行规的旅游从业者即永久取缔其经营资格。同时,对于旅游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从业者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者资格升级认定。

 

挖掘和凸显地域特色,提升旅游发展空间。首先,当地要深入挖掘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人文资源为导向,打造地域特色突出的资源项目;其次,在旅游活动上,可以结合地方民风民俗,挖掘民风民俗背后的人文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设计成集游玩、文化娱乐、民俗生动体验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最后,在旅游主题选择上,体现传承性和时代性相结合,以当地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汲取时代新风,营造凸显地域文化内涵又富有时代精神风貌的旅游主题,给予旅游者一种跨越时空的身心体验,从而拓展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

 

探索“农业+文化+生态旅游”模式是积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体现,也是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思想的有效举措。只有创新乡村经济发展思路,充分挖掘农村丰富资源,才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重塑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而在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来源: 人民论坛网  2018-08-29 )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多,在改革、开放、发展、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党建篇·山海情怀 赤子初

 ——“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

1988年6月,34岁的习近平赴任宁德地委书记,成为当时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生涯的全面写照。全书12万字,共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的29篇讲话和文章。这本书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每一篇都能看到他满满的为民情怀,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人民。

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习近平就一头扎进了基层。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习近平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走遍闽东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习近平对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一事一报”非常重视。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到任那一天,习近平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坐一辆车下来,没有搞欢迎仪式,更没有搞任何排场.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不仅严于律己,习近平对自己的家属同样从严要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和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988年的冬天,对于宁德的不少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冬天。“人生三大事——盖房、修墓、娶媳妇。”当时宁德地区的干部队伍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纷纷占地建房。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1988年12月30日,离新的一年到来还有两天。习近平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然后全面清查,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一声令下,建私房行为全面冻结。习近平对于全区清房工作的每一阶段进展,每一次会议,每一个事项,都时时过问,一抓到底。清房工作迅速在全区从严公正推开,赢得百姓一片拍手叫好声,大快人心。

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的大案要案,特别对于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他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炒股热”,福州的不少机关干部也心痒痒。对此,习近平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福州的干部都不准炒股。

“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这样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1993年6月,习近平在福州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

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在一次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要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的现象发生,对搞好重点建设的防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对清廉党风政风的形成起到长效约束作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里这么写道。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在福建,习近平先后在宁德、福州担任党委一把手多年,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着力探索的问题。其中,思想建设、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是他重要的抓手。

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

到任见面会上,习近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

抓思想建设,习近平着重抓学习,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显著特点。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向记者回忆道。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仅带头读书学习,还在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叮嘱领导干部要好学乐学,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经常给自己“加油”,不断给自己“充电”。

1989年8月底,主政宁德还不到一年的习近平打破常规,率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各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这里,举办一期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读书班小结时,习近平提醒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应当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要虚心向书本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习近平这样忠告地委的同事们。在大家看来,习近平要求干部注重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素质,从而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组织建党,重在队伍建设。习近平主政宁德时,积极探索青年干部宏观管理办法,并大胆试验。


1989年3月,宁德地委决定对地直机关新任领导实行试用制。从当年起,凡新提任的地直党、政、群机关副处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一律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依成绩决定去留。

 当时闽东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有的急躁冒进,有的思想贫困,这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说,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他们热情高、有闯劲,但也有许多短处。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

他提出注意四忌:一忌急于求成。二忌自以为是。三忌朝令夕改。四忌眼高手低。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一番话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热忱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从1991年开始,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福州在年轻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岗位轮换、纵横交流、外派挂职、担任助理、压担子锻炼。

广为闽东干部熟知的是,习近平提倡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他说:“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为官四要”,即“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1990年7月25日,在福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时说,有“四种人”不能用——

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做官要求一直得到满足,唯独一次得不到满足,于是就躺倒不干。

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专门去揣摩领导意图,精力不在工作上。

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做,专摆花架子,不肯办实事,也叫作“空里客”。

四是欺上瞒下的人。

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首先在于领导班子一班人,能不能形成一股正气,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襟怀开阔、识人善任,对干部既真诚又严格。在宁德的两年,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岗位。

干部要严管,也要保护。时任平潭县书记刘嘉静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对此,习近平还专门作了批示,鼓励刘嘉静克服困难,大胆地做好工作。过了20多年,刘嘉静回忆起总书记关爱干部的情境,仍然很激动。

不仅重视选人用人,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打牢基础,把堡垒建在基层。针对农村中存在“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

 198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习近平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这是2016年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成为福建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投身新福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六年七下晋江)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总结“晋江经验”15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2016年,晋江连续23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16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外经“一栋楼办公”)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给企业家回信)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林改“三定”迸活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 习近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台湾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旅居海外的千万闽籍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热爱乡梓。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


   “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在“9·8”投洽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谈的一番话,至今仍激励着福建人民。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十七年多,恰恰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宁德地区,还是在沿海开放地带的省会福州,主政期间,习近平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在开放浪潮中不懈探索与实践。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追寻足迹,记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开放之路”。

 

    1988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上任。当时的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由于贫困,一些群众安于“穷自在”;由于闭塞,一些干部习惯“等靠要”。  

    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而临海朝洋的地理环境、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使闽东面临着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机遇。

    辗转闽东九县调查研究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才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精神。

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宁德、霞浦已列入开放县份。习近平认为,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提倡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扶贫的结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因此,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

这些全新的开放理念给封闭的闽东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两年后,习近平调任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1994年5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他说:“沿海是我们辽阔的地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所在,我们切不可忽略了这一优势,也不能搞成单一的开发,而是通过综合开发,形成大产业优势。”当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时隔18年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闽东和福州,不同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定走的是不同的开放之路。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沿海开放发展经济带?习近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时闽东被称作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1988年7月,习近平在闽东九县调研中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当时,在南面的福州及闽南一带,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正走着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道路,对闽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但闽东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走外向型经济,依然缺乏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他认为,闽东的沿海开放,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是属于开发式的开放。因此,在扩大内联协作上下了更多功夫。“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扩大开放”“外引内联”的发展道路。


    到任福州后,习近平主张进一步提高福州经济的外向度,以福州开放城市和马尾开发区为中心,形成闽江口两岸大福州“金三角”开放地带,并逐步向闽东北辐射。1994年4月2日,在福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福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生命线。福州的区位,决定其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他说:“福州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中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主要是我们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没有简单模拟别人的办法,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稳步利用外资改造旧城、发展创汇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福州推行双向开放,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海外境外设窗口、办实体,把经济触角向外延伸,也提高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成为活力之源。“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担当·闽台交流先行先试

   “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有隔阻,不阻云彩飞。”

    祖籍福建永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一首《乡愁》道尽海峡东岸台湾同胞的绵长乡关之思。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在福建。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福建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关注台湾问题,关心台湾同胞。在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福建工作了17年多的习近平,始终倾力为之。他高度重视做好对台工作,不遗余力推动闽台交流合作、厚植两岸人民感情,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我本人在福建工作多年,现在想起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我离开福建到现在,始终关注着台海局势,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2013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这样回忆。

    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等招商引资思路,带动福州开放型经济风生水起,为培育壮大汽车、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1999年,李登辉鼓吹“两国论”,其分裂祖国的言行,给两岸关系蒙上了阴影。当年8月10日,习近平被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的第二天,就在福州召开台商代表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闽台经济合作,不论两岸关系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切实依法保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并继续推动闽台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闽台各项交流

    与会台商代表深受鼓舞,表达了他们将在福建扎根发展、永续经营的决心。

    座谈会后,习近平马不停蹄走访了福州马尾、闽侯、福清等地的大型台资企业,明确表示,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希望台资企业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广大台商台胞朋友,福建省各级政府领导不但要深交老朋友,还要广交新朋友,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

    闽台近在咫尺,但一湾浅浅的海峡,曾是横亘在两岸同胞骨肉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习近平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方便两岸民众往来。1997年,福州、厦门港被指定为两岸直航试点港口并正式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两岸48年来没有商船直接往来的历史。

    2001年1月2日,“小三通”破冰,厦门到金门、马尾到马祖的“两门”“两马”客运直航启动,从此拉开了闽台人员直接往来的序幕。


   “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它有助于扩大两岸人民交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两岸关系。”在200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时任省长习近平说,“两岸合作交流是大势所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2008年,“大三通”实现,闽台海运直航、直接通邮和空运直航正式启动,为两岸关系发展史树立了里程碑。


    2009年9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一年后,习近平来闽考察,要求实验区敢于先行先试、创新机制体制、完善发展规划,努力在两岸交流合作中走在前头。平潭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投资热土。

 

    福建是著名侨乡,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长期以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频繁,人文交往密切。

    昔日众多闽籍乡亲正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旅居海外的1200多万闽籍华侨华人中,80%集中在东南亚;而东盟国家2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1000万人祖籍福建。东南亚成为海外闽商最早的创业基地,也是福建人漂洋过海创造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闽商。他们热心桑梓,为两地经贸往来积极牵线搭桥。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积极推行“引进来”和“走出去”,努力打好“侨牌”。他重视与港澳台交流交往,开拓经济合作新领域;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密切与世界各大公司、知名友好人士的往来;还多次率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在异邦他乡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介绍改革开放政策,为海外华人华侨传递乡情与友谊,坚定了他们回祖国大陆投资兴业的决心与信心。在良好的互动中,大家开拓了视野,深深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魅力与力量。


    开放交流之中,保持对外经济、文化的吸收吐纳,寻求发展。习近平同时积极推动福州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与欧、美、日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缔结友好城市,互学互鉴、合作共赢,诠释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道理,见证了福建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诚挚友谊,也传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福建,正借“一带一路”东风,风起帆张,全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书写开放发展的新篇章!(文章摘选自《福建日报》,新华网略有删节。)

        (来源:新华网2017年08月06日)

 

 

                               领导干部如何厘清公私关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政治是否清明,官员是否廉洁,与能否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在推进新时代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途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因此,处理好公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公私观错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公私不分,或先私而后公,甚至有私而无公。一些人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导致唯利是图、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的产生,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应该说,腐败现象有着多种诱因,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讲,就是少数领导干部私心太重。“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

 

新形势下,必须坚决纠正部分领导干部在公私观上的错误认识,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把握公私关系,始终把公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公私关系中,公是第一位的,私是第二位的。我们并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在道德、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人民利益至上,既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公私观的核心,也是由党的先进性和内在属性决定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小家”必须服从“大家”,这是把握公私关系的根本,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守的政治觉悟。

 

处理好公私关系,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自律。“民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不断提升自身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在公私关系上,党员领导干部应该以高于群众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对手中的权力心存敬畏,面对各种诱惑时做到公私分明,破除个人私欲、私情和私利的困扰,始终秉持公心、公义、公德,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处理好公私关系,还要加强他律,以扎实有效的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建完善的奖惩机制,对公而忘私者予以奖励,对损公肥私者予以严惩。

 

严格的自我要求、严密的制度设计,能够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确保领导干部始终秉公用权、秉公执法,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真正换来海清河晏、朗朗乾坤。我们看到,通过“八项规定”“反四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特别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如何处理好公私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自觉的行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在进一步形成。但是我们并不能有丝毫松懈,党风廉政建设还需要久久为功,公私界限必须始终分明。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年来,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公心,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历史昭示着我们:大公无私的崇高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利器。在推进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广阔天地中,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坚守一心为民、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才能背负起人民的重托,砥砺前行,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

 

(来源:人民论坛 2018-07-20 )

 

以中华孝文化服务市场经济发展

 

孝感弘扬中华孝文化作出了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弘扬中华孝文化基础上,促进旅游、养老、孝文化节等文化产业(产品)的发展。以养老产业为例,孝感市在构建“中华孝文化名城”过程中,充分发挥孝文化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增强全社会的尊老、爱老、助老、孝老意识,提升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养老服务环境,有效促进了养老事业的科学发展。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本地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采取健全养老服务政策、完善机构养老设施、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加大医养融合力度、强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多种有效措施,营造浓厚的孝文化养老氛围。位于孝感市的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设立了以孝文化与老年护理相融合的老年护理专业。

 

二是以中华孝文化为动力,形成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建设思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约定俗成的精神力量和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是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具有凝聚力的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企业有内部凝聚力,才有外部竞争力。孝感市倡导的孝诚文化,体现了企业与文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市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财路。就湖北和天下东山资源循环利用投资有限公司来说,其倡导“孝诚文化”的企业文化,即对外孝敬客户,对内孝敬员工,这种诚信文化是诚实与信用相融合的表现,反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即是诚信经济。以孝感麻糖米酒有限责任公司为例,这家综合型民营食品企业以“良心工程、永无止境”为企业使命,尤其是以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线,酿造麻糖米酒精品,发扬光大老字号。为保证产品质量,公司设有产品研发中心、质量检验中心,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质量标准体系。 

(来源:人民论坛 2018.07.23)